戰略思維是指在實踐活動中對事物本質進行全面性分析與整體性把控，進而形成的一種以尊重客觀規律與發揮主觀能動性相統一、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結合的理性思維活動。其目的是在把握全局、駕馭全局中追求整體利益，從而達成某一戰略目標或價值追求。2003年6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深刻認識到生態環境問題的嚴峻性、環境污染治理的復雜性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韌勁作出了實施“千萬工程”的戰略判斷和決策。“千萬工程”實施以來，在歷屆浙江省委20年的接續奮斗和全方位的戰略擘畫中，構建起了“千村未來、萬村共富”的鄉村振興新格局，深刻體現了戰略思維的重要意義。

“千萬工程”在頂層設計層面以“建設生態省”“八八戰略”“綠色浙江”等可持續發展戰略為引領，強調要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與全過程，進一步豐富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內涵；在底層邏輯層面，立足于“人化自然”的本體論以及“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認識論高度，指明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使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發展前景層面，強調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構建起符合生態文明發展要求的綠色經濟運行體系，逐步形成全領域全方位的生態文明建設大格局。這一系列部署不僅實現了宏觀視野與微觀視角的統一，同時也從整體性與長遠性角度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戰略擘畫，構筑起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新思路，為新時期我國更堅決地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探索“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子”提供了戰略支撐。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如何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如何構建起“人—自然—社會”共建共享的社會行動網絡，是一項紛繁復雜、任務艱巨的綜合性工程。要把系統觀念貫穿到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全過程，貫穿于南水北調、大江大河治理、能源結構調整工作等方方面面，綜合運用行政、市場、科技、法制等多種手段，在整體性把握中順應生態環保的內在規律，加強對生態環境的系統治理與綜合治理，構造和諧共存、互惠共生的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在推進“千萬工程”的實踐中，針對人與自然關系異化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認為“既有環境污染帶來的‘外傷’，又有生態系統被破壞造成的‘神經性癥狀’，還有資源過度開發帶來的‘體力透支’”，因而不能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管一攤、相互掣肘”，而必須“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出發，挖掘具有更大生態紅利和民生福祉的循環經濟產業與生態效益工程，在以點帶線、連線成片中探索全域規劃、全域建設、全域提升、全域美麗的新路徑，將“生態優勢”轉化為“民生福利”。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碎片化與非均衡性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認識到，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深刻透徹地闡明了生命共同體各要素之間普遍聯系與相互影響的關系，說明開展生態保護與修復必須從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權衡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合理配置，因時、因地、因事統籌規劃，在不斷推進各要素的均衡優化布局和科學高效利用中找到最優解決方案，從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底線思維強調以事物發展的最低點或最壞結果為邏輯起點，在守住底線的前提下爭取最大期望值或最好的結果。簡言之，底線思維是堅守底線和謀求最理想目標的辯證統一。生態文明建設要實行嚴格的管理限值與空間邊界，嚴守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嚴守環境質量底線與資源利用上線，從根本上防止質變的發生，確保生態系統的穩定性，為我國實行最徹底的生態保護與治理建立了剛性尺度。

總結“千萬工程”中生態文明建設蘊含的底線思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強調生態保護與生態治理的基礎性地位，指明“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最為基礎的條件，是我國持續發展最為重要的基礎”，必須將生態環境置于至關重要的位置，“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把不損害生態環境作為發展的底線”。其二，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國家興衰存亡的高度，指明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是“河川之危”“水源之危”“生存環境之危”，更是“民族存續之危”，因此，必須將生態文明建設置于“優先”與“底線”地位，防止其“遭受不可修復的損傷”。其三，要求黨員干部要將生態紅線作為自己的政治底線，讓生態文明建設成為黨員干部“政治生命中的胎記”，并在思想上明晰，只有將綠色發展的“底線”鋪墊好，才會有今后發展的高歌猛進；只有將生態優先的“紅線”勾勒好，才會闊步邁進生態文明新時代，為新時代黨員干部更好地恪守生態紅線與底線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維是一種按照法治的邏輯來觀察問題，并將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律規定付諸實際的認識活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因而要用最嚴格制度和最嚴密法治來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

浙江在統籌落實“千萬工程”的實踐要求時，一方面將“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不能手軟，不能下不為例”的剛性法治思維貫徹到底，建立起操作性強、針對性強的鄉村生態環境治理地方性法規，使制度成為剛性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另一方面增強立法的協調性與系統性，從多角度構建起多元主體共治模式與全民守法共識體系，以政府為主導，以農民為主體，以企業及社會組織為輔助，共同搭建形成了崇尚法治的鄉村良治新風尚。同時，針對生態治理“新官不理舊賬”“人來政改，人去政息”等推諉扯皮的官僚主義現象，制定了相應的生態環境監察與問責的法律法規以及“對領導干部的責任追究制度”，同步推進督查工作的常態化、規范化，實行“黨政同責”與“一崗雙責”，倒逼干部成為生態環境的“守門員”，從而實現了國家法律法規與黨內法規的有效銜接。

所謂創新思維，是指“破除迷信，超越陳規，善于因時制宜、知難而進、開拓創新”的思維方法。整體而言，習近平總書記在破解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難題的主要思路為：在思想上，破除妨礙改革發展的思維定式，破除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陳舊觀念和GDP崇拜意識，闡明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非對立關系，強調以綠色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在價值尺度上，以承認自然對人類生存的基礎性作用為前提，將民本思維作為思想底線，提出“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闡明生態文明建設“以誰為本”“以誰為主”的基本問題；在實踐理路上，嚴格遵循“誰污染、誰治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環境保護目標責任”“排污申請登記與許可證”等政策制度，深入實施綠色消費革命、經濟發展轉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戰略舉措，積極探索環境治理與監管手段的信息化、多元化與智能化，尋求以科技發展引領生態治理的新思路；在方法指導上，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破除孤立看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思想傾向，將生態文明置于中華文明發展史與社會主義文明發展史中來考量，以整體性、全局性觀念實現對生態文明建設全局的整體性把控，從而推進了“千萬工程”的迭代升級與延續升華。